当代中国廉政话语建设研究 —-以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 头版廉政报道为例

(于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自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不断推进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一是力图治本先治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气势,形成了“不敢腐”的新态势;二是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扎好反腐的铁篱笆,从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角度,形成了“不能腐”的制度约束,三是以“不忘初心”的历史使命感,号召全党同志砥砺前行,树立起“不想腐”的自觉信念。廉政话语是国家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在反腐败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今天,我国的廉政话语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十大主要报刊之一,对社会舆论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是国家视角与国家话语的最权威体现,因此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刊载的反腐廉政建设方面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语料,旨在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十八大以来我国廉政话语的构建机制。本文围绕“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法制机制以及“不想腐”的信念教育机制,对《人民日报》中的相关语料进行词频统计,并结合时事背景系统深入地探讨国家廉政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二、理论回顾

(一)语言、言语、话语

“话语”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立场下呈现出差异性。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潜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社会性的,并独立于个人的语言系统;“言语”则是个体运用结构系统的语言在交际中说的话,是个体行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结构性的“语言”,“言语”则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才逐渐被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视角。社会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系统的,“言语”或“话语”也是禁得起科学研究的(费尔克拉夫,2003),他们推崇将“话语”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分析研究。

社会学视角下的“话语”概念与“语言”和“言语”有所不同,它把“话语”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费尔克拉夫,2003)。福柯提出的“话语”的概念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和“言语”,他不再把话语看作“纸上苍生”,而是看成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社会集体和个人,又与之密切相关。福柯所说的“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结构观视野下简单的二元对立。话语的建构观,是将话语看作从各个方面积极地建造或积极地构筑社会的过程,即话语建构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费尔克拉夫,2003)。

(二)廉政话语与国家话语

廉政话语是国家话语中的一种。

国家话语就是以国家作为言说的主体,呈现国家视角,表达国家立场,进而建构社会现实。国家话语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并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话语对象的接受。以我国为例,国家话语代表着执政党的意志,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配合执政党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袁迎春,2015)。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及生活用语,往往一经出口便如石子落入沧海,对公共社会生活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代表着社会主流叙事的国家话语,其话语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秩序则会被不断强化,形成合法的、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权威话语。国家话语作为权威话语,对政府行政管理和国家社会治理具有支配性力量,它以话语的形式管约着社会实践主体,构建着社会事实。

从新中国的政治伦理与实践来看,廉政话语是国家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执政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评、报道等作为政府机构话语,具有独特的体裁特征,是政府运用话语策略构建执政权力的政治技术。

三、廉政话语的文本生产

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政治家表明其关注点及由此产生的话语模式的一种最具系统性的方式(Flowerdew,2004)。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的生产,即对话语秩序的构建过程,词汇选择是表明政治态度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它帮助使用者表达思想并构筑话语理念(优泽顺,陈建平,2009)。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反映反腐败斗争及廉政工作的文本构建从词汇选择上看颇具时代气息,表明党中央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长效机制。《人民日报》中关于廉政报道的文章通过对一系列与廉政语义相关的高频词汇生产出反腐新常态时期中国特色廉政话语。

(一)不敢腐–廉政“惩治话语”

“不敢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廉政建设的“惩治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腐败”(184次)、“干部”(65次)、“惩治”(51次)、“坚决”(44次)、“纪委”(41次)、“必须”(41次)、“权力”(40次)、“坚持”(36次)、“零容忍”(36次)、“群众”(29次)。

(二)不能腐–廉政“制度话语”

“不能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廉政建设的“制度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制度”(149次)、“腐败”(88次)、“干部”(77次)、“权力”(71次)、“法规”(70次)、“领导”(65次)、“监督”(59次)、“反腐倡廉”(39次)、“廉政”(32次)、“体系”(31次)。

(三)不想腐–廉政“信念话语”

“不想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廉政建设的“信念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教育”(54次)、“廉政”(52次)、“干部”(43次)、“文化”(36次)、“领导”(22次)、“道德”(19次)、“廉洁”(17次)、“提醒”(14次)、“党员”(12次)、“谈心”(12次)。

四、廉政话语的消费实践

话语消费环节的互文性是指用来描述话语生产者在生成的文本中对此前已存在的文本的具体指涉,这些指涉会引导读者运用自己已拥有的对相关文本的具体知识来更好地理解文本(辛斌,2008)。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话语受众带入解释过程的其他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帮助人们参照熟悉的活动与熟悉的风格和形式对新的话语做出理解(李亚昕,201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高强度、高频率的反腐措施,赢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而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话语机制的互文实践功不可没。Wilson指出,隐喻有助于解释复杂的政治主张,唤醒听众的内心情感,从而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Wilson,1990)。前文中所论述的高频词汇都是与“廉政”概念直接相关或近相关的词汇聚合,如“腐败”、“领导”、“干部”等,而围绕这些高频词汇具体产出的廉政话语文本的表述,却大量使用了与“廉政”概念远相关的词汇,如“老虎”、“苍蝇”、“笼子”等。这些远相关的词汇其聚合特征为隐喻性极强,扩大了“廉政”概念的语义场半径,使廉政话语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从而更能引发话语受众的共鸣,实现官方话语向公众话语的转换。

五、小 结

廉政话语秩序的重构是廉政话语构建的重要内容,廉政话语的消费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着力构 建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的廉政话语理念。廉政话语消费环节的互文实践主要是通过隐喻来唤起人民群众对官方话语的认同,人们通过移情思维,对当前反腐廉政建设实践进行再概念化,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抽象的廉政概念与复杂的政治形势。随着时代的变迁,廉政话语由运动式反腐历史语境下的“阶级话语”转变为法制式反腐历史语境下的“教育话语”、“公众话语”。廉政话语内涵的表层结构由与廉政语义直接相关或近相关的词汇聚合扩展到与之远相关的隐喻性词汇聚合,其深层的话语伦理则由结构观下的二元对立的“腐败”与“反腐败”式的主客体关系走向建构观下的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互文共现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常态时期的廉政话语有力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开放性体系,反腐新常态时期国家廉政话语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廉政话语体系也随之不断调整与重构,通过人性化的表述以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