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空的乌克兰雄鹰

中国上空的乌克兰雄鹰
列娜·舍甫琴柯
副博士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

武汉博物馆

在今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不久,一座不寻常的博物馆将在湖北省武汉市开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苏联空军志愿队,颂扬他们在1938年“武汉会战”中奋勇抗击敌人的英勇事迹而建的。今年在中国将纪念武汉会战80周年,武汉解放公园内有一座纪念墓,墓碑上刻着29个在武汉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的名字,其中一半名字直到2015年才公诸于世。其中有3位飞行队员来自乌克兰,他们是:卢巴·雅科夫·拉夫列吉耶维奇、舒曼·安德鲁·马克伊诺维奇、和舒斯特尔·列夫·扎哈罗维奇。

有十四名保卫中国领空的苏联飞行员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回忆之书——千年的重要道路——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23年至1941年,1946年至1950年)》的作者认为,在这十四人中至少有六位出生于乌克兰,他们是A·古边科、Г·克拉夫琴科、С·苏普伦、М·马尔琴科夫、М·尼古拉延科、高达琴科。而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Г·克拉夫琴科于1939年8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不久之后,苏梅人С·苏普伦也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的称号。

还有许许多多的乌克兰人在中国的天空中作战。目前已知有214名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牺牲在中国,其中有30名是乌克兰人,也就是说,几乎每七名飞行员中就有一名是乌克兰人。

1937年至1941年,共有3665名苏联志愿军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果我们按照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至少有五百名志愿军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飞行员的纪念墓和纪念碑遍布中国的许多城镇,例如:安庆(来自文尼察州的І·С·别利茨基和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С·А·莫斯卡里)、衡山(来自巴甫洛格勒市的Г·З·巴斯蒂丘克)、南昌(来自日托米尔州的В·І·弗多维琴科,来自切尔尼戈夫州的А·А·约瑟夫,来自文尼察州的А·Г·马格拉克和来自扎波罗热州的П·І·恰班)、乌鲁木齐(来自基辅州的Д·К·沃罗霍夫,来自文尼察州的Б·І·扎西尔,来自基辅市的Г·А·彼得罗维奇)、洛阳(来自切尔尼戈夫州的I·F·戈登恩科夫)、兰州(来自基辅州的О·М·卡杜克和来自辛菲罗波尔市的Н·Є·丘利诺夫)、南京(来自敖德萨州的С·Т·卡纳什科和来自基辅市的С·Г·波波夫)、汉中(来自波尔塔瓦州的Т·О·卡斯雅尼奇和来自基辅州的А·З·金恩斯)、常州(来自顿巴斯的Н·І·基里洛夫)、成都(来自基辅州的Н·І·卡瓦廖夫)、万县(来自切尔卡瑟州的Г·Я·库里申科)、芜湖(来自哈尔科夫州的I·N·库什克)、咸阳(来自日托米尔州的А·Н·拉夫连丘克)、柳州(来自切尔尼戈夫州的І·К·罗金卡)、西安(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А·Н·切赫拉特),以及上文提到过的武汉(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卢巴·雅科夫·拉夫列吉耶维奇、来自切尔尼戈夫州舒曼·安德鲁·马克伊诺维奇和来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舒斯特尔·列夫·扎哈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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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空军志愿队参与1937年至1941年中日战争的事迹直到目前还鲜为人知。原因在于,这个代号为“Z计划”的任务的秘密性,这项任务长期以来都不允许公诸于众。

这项任务不能公开的原因之一是苏联没有正式对日本宣战,只是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苏联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诺在中日战争期间不得与日本签订类似的条约。因此,中苏条约其实是一项互助条约。

在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援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人们遗忘了。

所有飞行员都提前收到指令,必须使用假名参与战斗……但日本人仍然向苏联提出质问,那就是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苏联公民代表谁参与战斗?对此,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说,如果有人参战,那么这些人要么是侨民,要么是白卫军分子的余孽,苏联政府不对这些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利特维诺夫的这一声明实际上把苏联飞行员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感到非常痛苦。(摘自歼击机驾驶员安德烈·罗夫宁的回忆录)。

在中国战斗的苏联飞行员不得不掩饰他们在中国的存在。他们在战斗前换上中国飞行员的制服,其使用的国产战斗机在涂装上均使用了中国空军的标志和徽号。为了避免不可预见的情况出现,每一位苏联飞行员都有一个证明(外形像丝带一样),上面用中文写到:“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这份证明被苏联歼击机飞行员称为“护身符”。当他们在空中战斗结束后被迫着陆或用降落伞降落时,还会遭到地面火力的射击。为了避免中国农民把他们当作日本人误伤,挂上这份证明就可以分清敌我,挽救他们的性命。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一直怀念着苏联飞行员们的英勇精神,不管中国与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有何分歧,不论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内部剧变,例如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坟墓都得以妥善保存。

“Z计划”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计划使远东地区的军事形势恶化。1937年6月,日军以先前夺取的满洲地区和内蒙古地区为战略基地,侵入中国内地。在短时间内,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张家口等)相继沦陷。中国空军编队(国民党空军)约有600架飞机,其中305架为歼击机,其余的为轻型轰炸机和侦察机,只有50%的飞机拥有作战能力。参与中日战争的日本军用飞机总数达700架。在两个月的战斗中,中国空军损失了一半以上的战斗机。截至10月22日,305架歼击机中只剩81架飞机还具有飞行能力。

根据秘密行动“Z计划”,苏联志愿飞行员(以西班牙内战为例)被委派参与作战行动。根据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决定,成立了І-16型战斗机大队(31架飞机,101人)和SB型轰炸机大队(31架飞机,153人)来完成这一任务。

1937年10月,来自苏联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被召集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位于莫斯科市),并被派往中国(共447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最大的问题是所有飞行员都缺乏战斗经验。

航空技术设备完全通过空运转运到中国。除参加战斗外,这些来自苏联的航空专家还积极对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进行培训,在成都、绥宁、凉山、老河口等地创办了航空技术学校。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仅在兰州学校,就有73名中国飞行员接受了培训。还有一大批中国空军学员被送往苏联国内进行强化训练。到1938年春天,苏联航空学校共培养了200名中国飞行员。

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苏联飞行员经常要以一敌五甚至以一敌七),迫使苏联飞行员每天要出动五六次的作战任务。几个编队一起飞(每个编队5到6架飞机),迎击日军的50架轰炸机和20至30架歼击机。后来,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拥有作战经验的苏联飞行员抵华,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连日本人也承认,到1937年底,苏联歼击机飞行员已经在南京和南昌地区夺取了局部制空权。

在抗日战争(1937年至1945年)期间,交战双方定期向对方军事基地发动空袭。1938年5月31日,古边科上尉(出生在顿涅茨克州沃尔诺瓦哈区奇切尔诺镇)用І-16型战机击落日军的“A5M2”歼击机,获得官方认可。在援华行动期间,这位苏联王牌飞行员获得了7次空中胜利。1939年2月,古边科被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据中国历史学家介绍,1938年4月29日,舒斯特尔上尉(出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用空中撞击法猛攻敌人。在汉口上空,他用飞机正面迎击敌人,与敌机相撞,两名飞行员牺牲。

战斗损失和空军装备的高损耗极大地限制了中苏轰炸机的战斗力。到1939年春,60架SB型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被运送到了中国,截至同年9月,共有292架SB型飞机运抵中国。渐渐地,苏联飞行员被中国空军编队的队员取代,而抽身出来的飞行员成为飞行教官,培训中国空军新兵。早在一年前,歼击队的苏联飞行员就开始被替换,大多数中国飞行员已经掌握了І-15型、І-16型战斗机的驾驶技能,并能够独立对付日本空军“武士”。

1939年夏,苏联ДБ-3型远程轰炸机在中国的上空接受了“战争的洗礼”。第一批的12架ДБ-3型战机由大尉库里申科指挥,他出生在切尔卡瑟州(原基辅州)科尔苏恩斯基区的切列平镇。

远程轰炸机的首次试飞是空袭位于汉口的日本海军机场(军事基地“W”),日军的新型航空技术装备云集于此。1939年10月3日,在无线电静默的模式下,9架ДБ-3型战机来到目标地点8700米的高空,用炸弹猛烈地轰炸敌方机场。这次轰炸击毁64架敌军飞机(据日本方面的统计为50架),击毙130人,击伤300人(重伤日本海军少将、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

10月14日,中方再次空袭汉口。库里申科率领12架ДБ-3型远程轰炸机投入战斗,击毁敌军36架飞机(日方承认的数量更多,约有40艘海船和20辆军车)。在与日本歼击机飞行员的战斗中,轰炸机队3架ДБ-3型轰炸机被击落(机队指挥官库里申科大尉因重伤牺牲)。根据苏联的统计,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中,共击毁敌机136架。

与此同时,中方开始学习操作苏联远程轰炸机。1939年秋至1940年春,45名中国飞行员接受了训练。直到1940年初,苏联飞行员仍然参与作战行动。1月10日,在科基纳基的指挥下,歼击机大队巧妙地利用掩护攻击了日本轰炸机(54架)。尽管敌军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苏联飞行员在此次战斗中依旧取得了胜利。

1940年初,随着与蒋介石政府政治关系的恶化,苏联逐渐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物资援助。1941年6月,最后一架SB型高速轰炸机运抵中国。苏联空军志愿队已于一年前从前线撤走,在中国只留下军事顾问。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共向国民党空军提供322架轰炸机(SB型292架,ДБ-3型24架,ТБ-3型6架),575架歼击机以及全套飞机备用零件和炸弹。2640名苏联红军空军编制的飞行技术人员参加了中国军队的战斗。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授予苏联和中华民国的高级政府奖章。

14位苏联飞行员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后来的三名“中国人”——克拉夫琴科、苏普伦和赫留金(其中两人为乌克兰人)两次获得这项殊荣。据统计,有6名苏联飞行员击落了5架或5架以上的敌机。

库里申科

在中国,没有人没听过“库里申”这个名字。“库里申”这个听起来像中国人的名字,就是著名的苏联飞行员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出生于切尔卡瑟州(原基辅州)科尔苏恩斯基区的切列平镇。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回顾了库里申科的英勇事迹:“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1958年,当地人民政府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重新修建墓地后,一对中国母子谭忠惠和魏映祥,一直默默守护着长眠于万州的前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的墓园。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08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库里申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飞行员。起先,他在亚戈京市的糖厂干活。1934年,他从飞行学校毕业。那是一段几乎可以称为“契卡洛夫”的特殊时期,每个人都梦想着可以在空中闯出一番天地。在短短几年之内,契卡洛夫就完成了著名的飞行——从莫斯科飞往远东以及从莫斯科飞往温哥华。而库里申科几乎在同一年成为飞行教官,成为“达莎式”远程轰炸机的王牌飞行员。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打响一年后,库里申科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一员,赴华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库里申科率领一批苏联飞行员英勇抗战,被中国人称之为“空中飞龙”。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每当我看到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感到难过。我们要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

库里申科率领的飞行大队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来到中国后,他和他的战友担负起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他们讲解远程轰炸机的性能、特点和操作方法。为了纠正学员不正确的飞行动作,库里申科常在空中反复演练。就像大多数乌克兰人一样,库里申科不屈不挠,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热爱的事业。有时为了纠正学员降落的速度和角度的偏差,他往往连续带飞三四次,直到学员掌握了要领才肯罢休。

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率机飞临汉口机场袭击日军,击毁64架敌军飞机,击毙130人(包括7名高级军官),击伤300人,重伤日本海军少将冢原二四三。日本空军精锐部队“空中武士”和日军王牌飞行员“四大天王”被彻底摧毁。这是日本空军开战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

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大队轰炸被日军侵占的武汉机场。这次轰炸造成300多名日本士兵和军官伤亡。返航时,20多架日军战斗机迎面扑来,库里申科沉着冷静地率队与日机展开搏斗。就在那场恶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击落了日战机6架。但日军瞄准了库里申科的领航机,集结3架飞机围攻。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中,他自己也受伤了。战机的左发动机被打坏,他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靠单发动机飞行,巧妙地冲出敌机重围,沿着长江向上游驻地飞去。当飞到重庆附近的万县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飞机失控。为了让飞机免遭破坏和顾及战友的安全,在这紧急关头,库里申科做出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决定,把飞机迫降在长江水面:他收起起落架,用机腹降落。这种操作在飞行实践中极为罕见的(后来这架飞机被从水中打捞出来,修好并投入使用)。

飞机入水后,机上的领航轰炸员和通信员游到岸上脱离了险境。而库里申科却因伤势过重,加上疲劳过度和长时间作战,在爬出机舱后,耗尽所有的体力,无力泅渡。库里申科流着血躺在机翼上,看着河岸的中国农民急忙派船朝他驶来……下午2点,水吞没了战机,吞没了这位乌克兰飞行员年轻的生命,这一年,他年仅36岁。后来,当地群众将这位英勇的苏联指挥官安葬在长江江岸。1958年的7月7日,当地人民政府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重新修建墓地。不久后,这位牺牲在中国的乌克兰飞行员的遗孀和女儿来到墓地悼念他。2004年,库里申科烈士陵园被列入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这位乌克兰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用生命铸就功勋的事迹成为传奇,而他本人也成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称之为“库里申”。

有一首纪念库里申科的歌曲是这样唱的:“在日本侵略者侵犯中国的艰难时刻,伟大的苏联兄弟派来雄鹰帮助我们,他们在空中飞翔,为我们的自由而战,他们的指挥官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位苏联之子,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每年前来祭奠这位乌克兰战士的群众达五万人次。在节假日,当地中小学生会列队参观英雄飞行员的铜像。在这些天里,库里申科纪念碑前放满了鲜花,这些鲜花代表着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位外国志愿者帮助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功勋。

2009年9月10日,飞行员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不久前,中国拍摄了一部关于英雄库里申科的电影,并翻译成了乌克兰语,以便让我们的同胞也看到这部影片。

武汉

在1938年参加中国战斗的苏联飞行员中,乌克兰人古边科、克拉夫琴科、苏普伦因出色的战斗能力而出名。他们的名字在苏联志愿者中非常响亮,许多飞行员都试图模仿他们独特的飞行技巧。毫无疑问,这些天才空中王牌,将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战斗技巧相结合。他们的飞行技术在当时堪为典范。

古边科·安东·奥列克谢耶维奇1908年出生在顿涅茨克州沃尔诺瓦哈区奇切尔诺镇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的古边科是一名机械师。1927年5月,他用一张练习本纸写了一份申请,要求将他送到飞行学校。古边科毕业于列宁格勒飞行学校,随后他进入卡钦斯基军事航空学校。在完成远东地区服役任务后,古边科加入莫斯科近郊的飞行旅。他可以驾驶12种类型的飞机,因此被授予列宁勋章。有一次,古边科偶然目睹了一起飞行事故:飞行期间,一名年轻飞行员在起飞时没有注意到前方飞机,用螺旋浆击中了前方飞机的尾部,而肇事者的飞机竟然完好无损!这次的事件让古边科产生了一个念头,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

1938年3月13日,古边科被派往中国,加入了由白俄罗斯人勃拉戈维申斯基中校指挥的南昌战略轰炸大队,布拉戈维申斯基后来也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结实健壮的身体,帅气坚毅的脸庞,为人沉着谨慎、反应敏捷,能够快速判断空中情况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是空中特技飞行的好手——这些是战友对古边科的印象。

1938年4月29日和5月31日,在日本轰炸航空兵团袭击汉口时,古边科接受了炮火的洗礼,展示出极为优秀的作战能力。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为向天皇献礼,日军决定对武汉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炸弹袭击,从苏联运抵来的SB型轰炸机便云集于此。布拉戈维申斯基轰炸大队派出60架І-15型和І-16型歼击机抛掷炸弹,拦击日军。

在1938年4月29日的汉口之战中,苏联飞行员舒斯特尔做出了英雄壮举。舒斯特尔出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他这场战役中,在耗尽所有弹药储备后,以身作弹直扑敌机。两机正面相撞,舒斯特尔与敌同归于尽。舒斯特尔的女儿和孙女保存了他的一些私人物品(头盔和飞行图囊),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请你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女儿,不要担心我。亲爱的米尼奇娜,我收到了女儿的照片。在这里收寄信件并不困难,你会收到一封我写给妈妈的信。请带我向你的家人问好……”

翌日,汉口所有报纸都详细描述了中国航空兵史无前例的壮烈战绩。虽然苏联空军志愿队主要领导了这次战役,但他们的名字却不允许公然刊登在报纸上,这些名字有:古边科(乌克兰人)、克拉夫琴科(乌克兰人)、舒斯特尔(乌克兰人)、布拉戈维申斯基(白俄罗斯人)、格里采韦茨(白俄罗斯人)、杜申金(俄罗斯人)、别斯帕洛夫(俄罗斯人)……

在1938年4月29日的空战中,也就是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日军的溃败惊动日本司令部。不甘失败的日军决计报复,出动18架轰炸机和36架歼击机,于1938年5月31日再次来袭武汉。在这场激烈的空战中,日本人输得更惨。

在这场斗争中,苏联王牌飞行员、乌克兰人古边科在弹药用尽后,做出了同他的战友乌克兰飞行员舒斯特尔一样的壮举,驾驶自己的飞机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坠落。

1939年2月,在古边科归国后不久,南昌《红星报》刊登了一张苏联飞行员的照片,下面写着:“苏联英雄古边科空军上校”。他是继契留斯金似的人物之后第一批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这位苏联王牌飞行员叶因此荣获中华民国金质奖章。

古边科的战友——乌克兰人格里戈里·潘捷列维奇·克拉夫琴科,同样也是一名杰出的苏联王牌飞行员。他于1912年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新莫斯科夫斯克县戈鲁博夫卡镇。从技术学校毕业后,他被共青团推荐进入卡钦斯基军事航空学院,成为一名飞行员教练。1938年3月13日至8月24日,克拉夫琴科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他被编入南昌歼击机大队,同中国飞行员一起抵抗日本空军的袭击,保卫汉口基地。

在1938年4月29日的空战中,克拉夫琴科击落了两架日本轰炸机。当从苏联主歼击机大队中脱离出来的克拉夫琴科打下第二架敌轰炸机后,突然听到他的飞机被击中。克拉夫琴科回头望去,看到了追上他的日本歼击机。紧急关头,克拉夫琴科调转方向,力图摆脱后方敌机的瞄准射击。飞机的油箱被打穿,炽热的火油朝克拉夫琴科扑去。爆裂的热油迸溅到乌克兰飞行员的护目镜上,灼伤了他的脸。克拉夫琴科一把扯下溅了油的目镜,准备正面迎击敌人,却瞧见日机偏移,从天空高速坠落。克拉夫琴科知道,驾驶着另一架飞机的苏联战友帮助了他。这位战友就是乌克兰人古边科。这时,克拉夫琴科飞机发动机运转不规律,在“咳”了一声后,彻底停息了。克拉夫琴科只好迫降,在此期间,击落日机的古边科一直陪伴在克拉夫琴科的飞机旁,掩护他。

在另外一场反击日军轰炸机空袭的战斗中,克拉夫琴科注意到日本战机袭击了古边科的歼击机分队,而古边科本人正以一敌四。克拉夫琴科采取紧急救援,正面击落一架敌机,但另外三架敌机用火力包围了古边科的战机“燕子”。他打开降落伞,在下降过程中还不断遭到日军的火力射击。克拉夫琴科守护着自己的朋友,用机枪瞄准敌机不断连发子弹,迫使敌人无法靠近正在降落中的古边科。克拉夫琴科一直陪伴着古边科,直到他在机场附近降落。这就是乌克兰雄鹰相互搭救的故事。

后来,苏联顾问雷托夫回忆说,这位伟大的苏联王牌飞行员、乌克兰人古边科的壮举让中国人异常欣喜。风把降落伞吹到湖上,松开绑带,穿着飞行制服的古边科咕咚一声掉入浑浊的水中。当地渔民意识到这是一位苏联飞行员后,用船把他带上岸,并给他食物吃。当衣服晾干后,村民们用轿子把乌克兰飞行员抬回了村庄。雷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一间渔屋里发现了格雷戈里。他坐在草席子上面,不时地从小碗里呷一口滚热的中国白酒,用手势向聚集在他身边人们解释着什么。古边科身形高大,虎背熊腰,脖子粗壮,顶着一头栗色卷发。尽管他的个子不高,但在这些中国人中,显得十分魁梧。当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所有村民都来为格里戈里送行。中国人把我们当作兄弟一样对待,他们明白我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无论哪一位苏联飞行员遇难,他们都会坐立不安,竭尽全力向我们表达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在1938年8月底,克拉夫琴科被召回祖国。古边科与他一同离开。这对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乌克兰好友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1939年2月,这对朋友被同时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奖章。1939年,克拉夫琴科还曾在哈拉哈河与日本人作战。1939年8月29日,克拉夫琴科少校因作战英勇、战果辉煌,第二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乌克兰人克拉夫琴科和白俄罗斯人格里采夫一起成为最早的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1939年9月14日,苏联空军参谋长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会见了这两位从哈拉哈河胜利归来的英雄及他们的亲属。参谋长在中央红军之家隆重宴请了他们。当伏罗希洛夫走进宴会厅后,像慈父一般拥抱了格里采夫和克拉夫琴科,并将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旁。大家举杯庆祝哈拉哈河战役大捷,庆祝飞行员立下英勇战功。伏罗希洛夫来到乌克兰英雄的父亲潘捷列伊·尼基托维奇和母亲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的桌旁,紧紧握住他们的双手,祝贺他们的儿子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的称号……克拉夫琴科的半身青铜像坐落于乌克兰戈卢博夫卡镇,当地的一所中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还有一位著名的苏联王牌飞行员,为保卫中国的天空而战,他就是斯捷潘·帕夫洛维奇·苏普伦。苏普伦于1907年出生于苏梅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从航空学校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试飞员。1939至1940年间,苏普伦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他指挥的歼击机大队保卫了中国的临时首都重庆。他因作战英勇而闻名,经常参加夜战。在夜晚的战斗中,他尽量隐藏自己,通过发射曳光弹追踪并靠近敌机。他用猛烈的火力直接射击敌人,直到弹药耗尽。1940年5月20日,苏普伦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1941年7月4日,苏普伦在一次同法西斯侵略者的空战中不幸牺牲。乌克兰人苏普伦再次被苏联政府追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还有一部分乌克兰烈士葬于中国武汉,关于他们的事迹,目前所知甚少。这些人并非全部在空战中牺牲,有一些人是死于空难或其他悲剧性事件。

最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关于乌克兰飞行员安德鲁·马克伊诺维奇·舒曼的记录。他1907年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州格罗德纳斯基区帕夫洛-伊万诺夫村。安德烈是哥哥,但他自己并没有成家,并于1929年自愿参军。家人甚至不知道舒曼在哪里参战。根据他的侄孙阿纳托利回忆,多年来,全家人都相信马克伊诺维奇在西班牙战场上牺牲。然而事实上,他在武汉的天空战斗。1938年1月15日牺牲。他被授予红星勋章。如今,了解舒曼的同乡,写下了关于他的回忆录。

卢巴·雅科夫·拉夫列吉耶维奇,中尉,1912年出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格达利诺夫斯基区波利瓦诺夫村,于1936年应征入伍。1938年5月15日,拉夫列吉耶维奇在飞机失事中遇难,被葬于南昌。他被授予红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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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苏联人民都曾在中国的上空作战。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人称之为“苏联雄鹰”。原先那些处于保密状态的历史篇章,如今已被公开。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乌克兰英雄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还原历史真相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每一个乌克兰人都必须牢记“乌克兰雄鹰”。我们也希望,武汉等埋葬着乌克兰烈士的地区同样也能永远缅怀我们的英雄。